2014中国经济黑天鹅0铝壳电阻器

2014：中国经济黑天鹅 ?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瑾

又到年终预测时刻，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工作，游走在不成神人即为忽悠的边缘。

近年国内国际互动增加，宏观经济波动加剧，受众眼球增加之余，好奇心也不仅仅局限于加息、降存准等小道消息，不仅国外投行对资本讲故事之余也得讲好逻辑，国内券商研究也更加讲究框架，不为周期派，就谈流动性。

也 正因此，同一个中国经济预测，各家也有说法。2014中国经济如何走？按照各家投行观点，基本可谓分乐观派和悲观派，乐观派以德意志银行的马骏为代表，他对2014年中国经济，预计国内生产总值最高可至8.6%，并且利率市场化可于两三年内完成；最悲观派一预测往往低于官方标准，典型如野村证券，年中就断言中国经济仍将持续下行，看低2014年到6.9 %，最低季度甚至为6.5%。

其余经济学家则基本位于7.5%左右的区间，这似乎被认为中国官方继保八之后的又一个心理刻度。对此，FT中文网对此有很多专题，去年《投行看2013》到现在的《2014年经济预测》，其中不乏精彩甚至对立的观点。

预测的成绩如何，最后会有分晓，但宏观经济不是大猩猩投飞镖，除了看准头，还应该看门道。

事 实上，预测难并非中国特色，宏观尤其不易，经济学家未必比一般群众瞎猜更精确。我常常以美国统计学家纳特。西尔弗(Nate Silver )著作《信号与噪声》中数据为例，20世纪 90年代，全世界六十次衰退之中，经济学家提前预测到的只有两次，而GDP预测42年时间内，实际 GDP增长率有二分之一都跌出预测区间。

大家都是博士，那么区别是什么？各自框架不同，局部模型结果的比拼也显得参差各异。我的建议是，与其纠结小数点背后一两位的精确，不如看看经济学们对变动方向的判断是否正确。

更近一步，经济学是否可以预测经济，这首先就取决于经济学家能否对于经济现实给出有洞察力的解释框架，与其介怀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测精度，不如研究一下各家解释框架的不同，看看其中的逻辑是否接近真实经济的运行。

伴 随着习李时代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进，不少投行都把“改革”作为解读2014年经济的关键词；而对于改革可能带来的制度红利或者短期阵痛的分歧，也造就成为其预测结果的差异。2014年的难题，在于转型的被动进行，以前还有主动降低增长的筹码，而如今则是面临真实增长乏力的严峻局面。

更为值得注 意的是，与中长期的常规预测相对，投资者更应该关注非常规情况的概率，尤其在当下时刻，更应警惕“黑天鹅”事件。投资大鳄索罗斯近日谈及，2014年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在于中国经济可能的硬着陆，反过来说，中国经济的不确定也在于全球经济，这是不确定的正反馈。

虽然硬着陆这一不祥咒语已经伴随来中国经济许多年而未见灵验，是否仍旧有自信说：“这一次不一样”？最为值得仔细探究之处，无疑还是债务。

2013 年年底，中国政府终于公布备受瞩目的中国政府负债调查报告。在年底公布这一份报告被猜测为政府有意为债务划出新老划断的标准，其中最大信息量，无疑在于一窥官方对于债务的认知以及判断：地方政府总量约17.9万亿低于市场的最坏估计，北京也信誓旦旦认为“债务整体风险可控”。

即使如此，债务 问题情况不容乐观，其引发连串考验仍旧可能成为2014年中国经济的黑天鹅之窝。从某种角度讲，有债务就有资产，企业的债务就是居民的资产，债务问题看似只不过是流动性问题——例如极端情况，如中央政府出面兜底或者卖出一小部分政府持有的天量资产，不就天下太平么？可惜，债务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往往是牵一发而全身的危险游戏。

中国债务问题的麻烦之处在于，它不仅是金融问题，更是实体经济出现结构性问题的征兆。纵然中央政府(包括央行)三令五申，试图阻止中国债务负担的大幅上升，但信贷与债务增速仍旧没有被抑制住；与此同时，在中央政府信用兜底的隐性支撑之下，全社会各类机构更是不遗余力用各种方法“套制度的利”。

各种类型理性人博弈的结果如何？债务问题不过是实体危机的最后一环，资金大量流入并不具备生产力的领域，过剩产能继续扩张，地方政府现金流恶化，对资金的需求几乎沦为刚性。

债务危机与过剩产能的纠结，在中国已经越来越贴近临界点。未来如何化解，也面临难以回避的两难困境：如果维持目前的零违约兑付，资金需求将继续得到满足，债务也就难以控制住，利率难以下滑；如果允许违约发生，那么庞大而脆弱的资金链条有可能分分钟面临崩溃风险。

如何去识别哪些债务应该维持、哪些不应该？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刚性的利率政策，正在越来越多面临影子银行以及地下金融的冲击，监管与反监管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反复进行，其结果就是实际利率不断走高。真实利率的走高，正在向我们揭露可能而来的雪崩，如果2013的钱荒只是虚惊一场，那么 2014年投资者应该做好过山车的准备，从系好安全带开始。

上一篇：郎咸平：改革关键在手握各种审批权的人下一篇：投资下滑过快和改革协调性不足是最大风险